黄有光:人们为何有非理性偏好?因为没有完全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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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52 人们为何有非理性偏好?

在前几星期的一篇文章,我们讨论了偏好与快乐的异同。除了无知(或信息不足)和对他者的照顾,造成偏好与快乐的差异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非理性偏好。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我们会有非理性偏好?

几乎没有人是完全无知和完全非理性的,但大部分人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无知(或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理性。两个造成不完全理性的重要原因,至少可以部分用进化生物学的因素来解释。这两个原因也不一定是完全相互独立或没有关联的。[1]

首先,人们有一种忽视或没有足够重视未来的倾向。这一点早已备受关注,包括经济学者的研究。例如,庇古 (Pigou 1929, 第25页)称之为“不完全的预见能力(faulty telescopic faculty)”,Ramsey(1928,第543页)称之为对未来“想象的缺陷(weaknessof imagination)”,Harrod(1948,第40页)称之为“情感战胜理智”。这种非理性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在西方社会,是对将来老年的储蓄不足够。这就使强制性的、高额的退休金计划的实行成为必要。

在一项关于如果利率升高人们是否愿意增加储蓄的调查中,我曾经遇到一个储蓄不足够的极端例子(参见拙作Ng 1992)。问卷假定人人都有储蓄,因为备选答案是愿意多储蓄百分之几。其中一个调查对象对我说,他完全不储蓄。我将问题从“多储蓄20%”换成了“每月多储蓄20元”,让他重新选择。但他说任何利率都不能动摇他不储蓄的决心(我甚至提到了500%的利率)。只有当我说,“你现在储蓄一元,明年将会变成一百万元”时,他才愿意储蓄。当时我仔细地对他进行了观察,以确定这个看起来很健康的年轻小伙子不会因为严重疾病而会很快死亡。

大多数其他动物的行为大体上决定于先天的本能,而不是对当前的成本与未来收益的精心计算。在很大程度上,蚂蚁储存食物、松鼠埋藏坚果,都是出于本能。如果有些动物会通过思虑来进行选择,它们大多仅限于对眼前的事物进行判断,以采取最好的即时行动,如搏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要对相当久远的未来所可能获得的报偿进行预测,需要更强的“推理”、“想象”和“预见”等能力。庆幸的是,我们人类有此天赋。然而,由于大部分动物都缺乏这些高等能力,我们可以自然地推断,这些能力在我们人类身上,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进化,而且不同的人拥有这些能力的程度也不同,因而我们同类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预见力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另外一个造成不完全理性的原因是,存在着很多强烈的生理上的欲望和享乐上的诱惑,引诱我们去做不利于我们的长期快乐的事情(特别是将来才须要支付成本的眼前享乐,因此,这和刚刚说的第一个原因有关)。

考虑一个关于强烈生物欲望的例子。在性欲和性快感的驱动下,青年男女经常冒着牺牲他们长期快乐的风险而发生轻率的性行为,比如他们可能未婚先孕或患上艾滋病。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无知,但其中生物欲望所起的作用也是无法否认的。

考虑一个特殊的例子。假定某人同意,当对他者的快乐不产生影响,进行一个带有风险的抉择时,正确的决策方法应该是使自己的预期快乐最大化,而且在大多数抉择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当对性爱活动进行抉择时,他就很可能会选择减低他的长期预期快乐,而跟很多人有性接触,即使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接触艾滋病病毒并且会降低自己的预期快乐。他强烈的性欲征服了他的理智。

这并非一个完全假设性的事例。我相信,至少有10%成年男人已经做了这样的选择。如果你需要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你只要看看性服务者的活动频率和婚外性行为的频率就足够了。

上述两个非理性偏好的原因说明,或由于我们天赋能力的不完全,或由于有利于繁殖能力的生物倾向,我们会做出一些与我们的快乐不太一致的事。这里的问题是,基于规范性的目的,或者说伦理或道义上的目的,我们应当应用快乐,还是实际的偏好或行为?显然,我们应当应用快乐,而不是由进化生物学上的生存和传宗接代的原因所决定的行为或偏好。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就人类整体而言,人口的规模却是越来越大。而且,后代的问题应当能够用包含我们后代的快乐的长期社会福祉函数来处理。如果我们选择最大化生存和传宗接代(合称‘适生性’),我们就会偏好无限繁殖,而抛弃人口较少而总快乐较高的情形,即使无限繁殖会使人遭受极大的痛苦。“我们”是有感知的自我,我们最终关心的是我们的净快乐。我们不是那些通过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来先天地使我们的适生性最大化,而没有情感的基因。和那些几乎完全由基因和环境所控制的生物不同,我们学会了利用类似生育控制这样的措施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对规范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我们的快乐,而不是那些没有感受的基因。

除了增加知识,我希望我们的讨论,也会增加你将来的理性程度与快乐!我们这几次文章讨论了偏好和快乐的差异,下一篇文章,我们可能会讨论生活满意度和快乐的差异。读者们,你们认为它们有什么不同,哪个比较重要呢?哪个有终极价值呢?

文献

ARROW, Kenneth J. &SCITOVSKY, Tibor (eds.) (1969). Readings in Welfare Economics, London: Allen & Unwin.

CRAWFORD, Charles &KREPS, Dennis L. (1998), Handbook ofEvolutionary Psycholog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HARROD, Roy F.(1948),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

NG, Yew-Kwang(1992), Do individuals optimize in inter-temporal consumption/savingdecisions? A liberal method to encouragesav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Organization, 17: 101-114.

PIGOU, ArthurC. (1912/1929/1932), Wealth and Welfare. Later editions (1920, 1924, 1929, 1932)assume the title The Economics ofWelfare,London: Macmillan.

RAMSEY , F. P. (1928), ‘A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Economic Journal,38:543-59. Reprinted in ARROW & SCITOVSKY (1969).

WILSON, E.O.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

[1]关于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参见Wilson 1975,Crawford & Kreps 1998。

往期回顾:

https://c.m.163.com/news/s/S1578293650996.html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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